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国内产业基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国有资本的烙印。在经历了渤海产业基金的示范效应、创业板开通、政策支持等多重利好刺激之后，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主导下的产业基金蜂拥，仅2010年前三季度宣布成立的产业基金就有50只。而繁荣的背后，有限合伙人（LP）困局、无序与同质化竞争等隐忧渐显。从长远看，借助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东风，这些身兼重任、富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基金可通过母基金模式、增值服务等实现市场化运作。

　　2010年12月28日，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共同发起设立总额为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与此同时，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身陷“外资门”。产业基金冰火两重天的处境是其非理性繁荣的真实写照。

　　国有资本主导下的非理性繁荣

　　与国外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基金不同，国内产业基金一面世便承载着政府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重任。1985年9月，为配合实施“火炬计划”，中国第一家产业基金—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获准成立。自1999年开始，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本土创投开始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试水产业基金。

　　国资萌动催生立体式版图

　　真正揭开产业基金迅猛发展序幕的是渤海产业基金的设立。2006年12月30日，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出资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成立，基金以封闭方式运作，总规模200亿元，首期金额60.8亿元。随后不久，广东核电基金、山西能源基金、上海金融基金、绵阳高科基金、中新高科产业投资基金、华禹水务产业投资基金、东北装备工业产业投资基金、天津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等10余家涵盖金融、能源、高科技、新能源、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的产业基金先后获批，拟募资规模超过1400亿元（表1）。

　　2008年，为应对陡然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高科技、能源等热门行业，产业投资基金的版图拓展至文化、航空、环保等领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等联合发起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方正集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发起的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等相继成立，江苏、北京、浙江、山东、宁夏等地建立起不同规模的带有政府直接支持色彩的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涉足文化产业引导基金。

　　同时，产业投资基金向二三线城市渗透。2009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与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安徽、湖南、吉林七省市政府联合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推出首批20只创投基金进行试点，总募集资金达90亿元。

　　短短几年时间，国内产业基金蜂拥而起，迅速形成涵盖热点产业、自上而下的立体式行业版图。

　　退出渠道完善与政策支持激起新热潮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集中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创业板与深沪主板、深圳中小板构成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也为产业基金提供了全方位的退出机制与平台。

　　政府对产业基金在资金与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自2008年8月起，发改委对产业基金的管理由“审核制”改为“备案制”；2010年，根据5月31日公布的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发改委对大型产业基金的批准将不再先定规模，此前尚未募资的基金在发改委备案后将拥有获得社保基金投资的资格，以后该备案制度将改成对已募集完成的基金进行备案。

　　政策支持与退出渠道的畅通，推动产业基金迎来新的发展高潮期。数据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新成立的可投资中国市场的产业基金数量达50只，较2009年的30只大幅增长了66.66％；新增资金规模212.85亿美元，同比增加274％，比2009年全年规模高出144％。

　　如果说渤海产业基金的诞生是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的一种尝试，那么这一轮产业基金热潮更多的是跟风布局的结果。

　　与第一轮国有资本唱独角戏相比，在这一轮热潮中，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众多产业资本纷纷涉足产业基金。2009年，中国泛海增持天津赛富创业投资基金20％股权和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4.45％股权；2010年6月，民营企业庄吉集团拟出资1亿元入股船舶产业投资基金。

　　地方政府也积极投身其中。京、沪、深、津、渝、甬六大城市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补贴、现金奖励、人才吸引等各种办法助力产业基金。2010年7月29日，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全资附属公司中银投资共同发起浙商产业投资基金，这也是浙江省首只由省政府批准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9月底，落户天津的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公司共计221家，其中，有限合伙基金达70多家，注册资金／认缴572亿元，管理资金规模突破1000亿元。一些东部较发达的地级市、县级政府也开始设立引导基金，如扬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连市股权投资引导基金、温州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苏州工业园区政府引导基金二期、南京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湘江产业投资基金等。

一窝蜂后隐忧凸显

　　国有资本主导下的有限合伙人困局、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是产业基金面临的成长烦恼。

　　国资LP困局

　　在产业基金中，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简称“LP”）的角色类似于公司股东，以其所投资的金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但不参与基金的日常经营管理。LP对基金的运作影响颇深，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LP资格都有严格的界定。以美国为例，有相应金融知识且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或个人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才有资格成为LP；对机构而言，只有符合多项法律条款（如美国证监会公布的“法规D”）约束下的“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才能成为LP。

　　业内人士认为，与国外产业基金不同（图1），国内产业基金的LP主要为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除了提供引导资本以外，由于经验积累不足等问题，他们大多难以成为合格的LP，更不用说成为成熟的LP。

　　在前期的实际募资中，大多数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以注资承诺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但注资承诺往往缺乏约束力，一些国有资本要么因向国资委报批手续繁琐而拖延时间，要么以企业资金周转暂时出现困难等理由不履行注资承诺。而基金管理人在后续募资时，又必须以国有引导资金到账作为前提条件，这就造成基金管理人无法理顺不同类型资金的到位顺序，使得实际募资难以达到计划规模，甚至募集不到资金。目前，除了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等几家募资情况较为理想外，许多产业投资基金还停留在无米之炊阶段。

　　成功募集到首期资金后，国有资本也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干预基金的日常运作，对管理方的投资决策权产生掣肘，使得基金运作的市场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基金投资项目的完成也会因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每个投资项目都必须向国资委报批，项目投资程序变得繁琐，时间拉长。

　　国有资本对LP角色定位不清晰等问题，使得产业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将可能因面临各式各样的束缚而难有出色表现。而且，目前成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普遍采用分期募资模式—即向发改委申请基金总规模，然后分批完成募资，这种链式发展路径下，首期资金的募集与运用情况将直接影响产业投资基金的后续发展。显然，业绩不佳使得产业基金后续募资困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制约产业基金的引导和推动产业升级作用，而且对其可持续发展造成严峻挑战。

　　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或催生资产泡沫

　　比产业基金的如火如荼，相关法规滞后。《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从被提交讨论到被搁置，再到后来传出将被涵盖面更广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办法》替代，历经10年之久，目前仍未见相关的监管法规出台。法规的缺失导致了法律界定不清、监管不到位，从而使得产业基金一窝蜂地冒出来，盲目追求消费、新能源等热点领域，跟投风气盛行，竞争日趋同质化。

　　现实中，大多数产业基金过于看重企业上市所带来的丰厚回报，有意避开早中期项目而选择围抢Pre－IPO项目，使得符合产业导向、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得不到相应支持。这显然与产业基金设立的初衷相悖离。

　　与此同时，产业基金过于集中于新能源、消费等热点行业，使得这些领域的资产价格不断攀升。业内人士称，以前投资项目基本上按照上一年的业绩进行评估，现在则按照当年甚至是未来一年的预测盈利来计算资产价格，投资的动态市盈率在8－15倍不等，相当于上一年静态市盈率的15－20倍，这甚至高于国外成熟市场二级市场的价格。

　　一级市场估值的不断提高将对产业基金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提高了产业基金的进入门槛，摊薄了产业基金的平均回报率，甚至陷入以价格战为中心的恶性循环，不利于产业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一级市场市盈率倒逼二级市场市盈率，容易形成资产泡沫，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显然，各路产业基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募集庞大的资金，而是如何构建市场化的管理架构和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理性回归：母基金模式＋增值服务

　　长远来看，借助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东风，这些身兼重任、富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基金通过母基金模式、增值服务等终将实现由非理性繁荣向理性发展回归。

　　母基金模式破解LP困局

　　产业投资基金被赋予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重任，其成长也离不开政府与国有企业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然而，许多国有资本因自身原因短期内尚难成为合格、成熟的LP，更不用说成为优秀的基金管理者，使得产业投资基金面临两难境地。母基金运作模式可破解这一难题。

　　所谓母基金模式，是指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根据产业升级方向和需求先成立母基金，再利用自身信用、资金、行业等优势向出资人募集资金，然后按照严格的标准选拔并委派专业人士管理不同类型的子基金，母基金不参与、不干涉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与日常管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Alp Invest的数据显示，母基金占到全球总体投资量的39％，是全球私募股权基金最大的LP。而在中国，本土母基金较为罕见，Pantheon、Partners Group等国际著名母基金反而较为活跃。

　　实际上，通过母基金模式，政府或国有资本只需制定成熟的标准来甑别、选择优秀的基金管理者，依托成熟的考核、后续管理机制来跟踪管理人及其投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模式下，基金管理者获得信任和投资决策权，而国有资本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不仅可以引导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而且可以通过投资—回收—再投资的方式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产业升级服务（图2）。

　　全国社保基金、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利用自身的融资优势，其参与设立了渤海产业基金、中瑞基金、中比基金、中国东盟基金、中意曼达林基金、华亿创业投资基金等多只基金。2010年12月28日，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共同发起设立总额为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这只母基金由专注于PE投资的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和专注于VC领域的国创元禾创业投资基金组成，规模分别为400亿元和200亿元，国创开元依托于国开金融，而国创元禾则依托于苏州创投。

　　以增值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产业基金之间无序与同质化的竞争不可避免引发行业洗牌：由于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抬高了股权投资成本，随着二级市场的高估值逐渐回归理性，所投项目上市所带来的回报必将下降，从而使得产业基金的回报趋于平均化。平均回报率的不断下降必将使得一部分产业基金难以为继，引发行业格局的重新构建。

　　因此，从长期来看，未来10年不仅是产业基金大发展的阶段，也是行业格局重塑的关键时期。对于产业基金来说，以增值服务摆脱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提高核心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增值服务是指产业基金在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的同时，依托自身的研究、公司战略、资本运作等特长与经验，在战略梳理调整、组织流程优化、扭亏为盈能力培养、商业模式的再提炼、品牌增值优化、上市铺垫等方面帮助所投资企业。

　　高盛投资工商银行就是一个提供增值服务的典型案例。2006年1月，高盛以1.22港元／股的价格入股工商银行，其后，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工行完善公司战略、完善治理机构、培训管理人才、拓展海外业务等，大大加快了工行的国际化进程。2008年4月11日，工行H股股价为6.14港元／股，高盛的账面净收益达4.03倍。国内产业基金如中信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等产业基金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乐飞说，“我们要投资的，不仅仅是钱，同时还提供企业的发展战略、供应链、品牌、营销、IT和资本运营等增值服务”（图3）。

　　此外，产业基金可充分利用背后的国有资本，提供系列增值服务。以背靠银行的产业基金为例，它们可充分利用银行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链服务：创业初期提供创业贷款，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提供直接投资，企业做大做强时提供并购贷款，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时，海外分行可以提供外币贷款支持等。

　　通过提供增值服务，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内在价值，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基金也获取了高额回报，实现多方共赢下的可持续发展。

　　本土创投的产业基金尝试

　　产业基金在国外通常被称为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

　　1985年9月，为配合实施“火炬计划”，中国第一家产业基金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获准成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外一些产业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如美国华登公司等也进入中国。遗憾的是，受制于退出机制、法规等因素，这些产业基金因早期表现不尽如人意而集体步入休眠期。

　　自1999年开始，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在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深圳创新投”）为代表的本土创投开始以创业投资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两种形式进行产业基金初体验—与境内外创业投资机构或战略投资者联合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与中央、省级、地市、县市四级政府联合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006年高交会期间，深圳创新投与7个地方政府就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签约，目前已在北京、上海、香港、苏州、湘潭、襄樊等地设有区域性引导基金。

　　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产业基金尝试，这些本土创投以资金注入、管理输出等方式支持当地的重点行业与企业，促进当地的产业升级。以深圳创新投为例，到2001年6月时，其在全国各地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行业的投资项目达61个，总投资金额7.62亿元（附图）。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摸索，本土创投唤醒了一直不愠不火的产业基金。2004年，中外创业投资产业基金共对253家国内企业进行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